有一种黑暗在闪光——解读多多的《鳄鱼市场》

被诅咒的成长

 张闳先生的《声音的诗学》中有一篇名为《北岛,或一代人的“成长小说”》的文章,在对北岛诗句的分析中,理清了作为“朦胧诗”主将的北岛及其代表的“四五”一代人的成长历史。而作为“朦胧派”中一个奇怪而独特的存在,多多面对同样的时代和同样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感受、态度和思考。他的长诗《鳄鱼市场》以自白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四五”一代的另一种成长模式。

这是一首叙事性很强的抒情诗,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激情澎湃、桀骜不驯的少年蜕变为一个庸俗、懦弱甚至有些猥琐的男人的故事。

“一度我们曾是真诚的/就因为无知的样子很纯真”诗歌的第一部分以“一度”和“曾”的追溯式口吻开头,隐含了少年的转变。接着下面的诗行简单勾勒了这种少年到成年的转变:“我们”曾经傲慢轻狂,“取出放烂的慷慨”,施舍给“人们”“去买零食吃”。“我们”曾经天真无知,“还想一步就跨到街上/对着岁月皮肤松弛的脸/迎面洒上一大把/新鲜的六月的樱桃:”。可当我们“正要乘着年华/去看大海——”的时候,“原来,原来已经走进了市场”。 这是个“鳄鱼市场”,充满了欺骗和残暴,“残酷的机器”转动,满脸是油的人们干着肮脏的勾当——“烤肉”,“在剥下象征纯洁的皮。”人们认为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真实过,但在少年的眼中,这样的“真实”是“庸俗”和“粗鄙”。

诗歌的第二部分回顾了“我们”成长历程中所遭遇的压抑、欺骗,甚至是毒害。用“学校”和“家庭”连接起童年到中年的成长经历,细化了“我们”的成长历史。首先是童年时代的遭遇:第一节“因为,就因为/还在做孩子的时候/就看到照相机/对着我们的眼睛说谎/让我们就此/只能从指缝中看世界/看到世界的缺口——自由”。 因为照相机的谎言,“我们”不再相信大部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只能从指缝中看到。这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当所有的人被照相机复制的真实所蒙蔽的时候,他却清醒地看到了谎言,可见当时以虚构照片为手段的政治宣传对他不起作用。那一代人的童年是在“铁幕”之下度过的,世界单调沉闷得让人窒息,能够找到那个世界的缺口,光线就会透进来,那束光的名字就叫做自由。

第二节“当我们还未学会/摆弄刀叉/挑吃牡蛎的肉——就有人/过来打我们的手/教我们珍惜面包瓤里/那几颗果料”,这里多多用充满想象力的诗句,重构了小时候被父母教育节约粮食的经历,解构了传统观念中关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学龄前教育”,充满了讽刺。“说的就是:学着/做一只卷心菜里的瓢虫吧/别小看——里面有白来的生活”,这就是长者对我们的“教诲”,从一个人降格为一只“瓢虫”,尊严全无,但不要紧,只为那“白来的生活”。毫不掩饰的诗句里,可以看到多多反抗父辈的激烈和决绝。

“可我们还从未见过玫瑰呢/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玫瑰的男孩子啊”, 这里的“玫瑰”是爱情、圣洁、美好、永恒的象征,暗示着孩子从童年走进青春期,渐渐长成少年。地点从家庭转移到了“学校”,多多笔下的“学校”不再是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而变成了“那训练扯谎训练凶残的健身房”。但在文革的时代,这样的“学校”是不难想象的。“红卫兵”小将们以暴力闹革命,互相检举“反革命”,批斗“黑五类”分子,这一切不就是“学校”训练出的“扯谎”和“凶残”吗?“健身房”的比喻还隐含着里面的学生是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这和黑暗时代剥夺人性的特点不谋而合。又是一个“有人”,他或她取走了“我们”的“奶牙”,摧残了“我们”的身体,而就在被毁坏的部位,“我们生出了/也不知羞耻的招风耳/以及——不良少年脸上/在春天绽开的癣”。身体的蜕变是“我们”灵魂抵押给魔鬼的征兆,“我们”邪恶变身,成了“不良少年”,我们“掐下花朵”,尝到了践踏美好、亵渎神灵的快感。一个有着不幸童年和备受压抑青春的少年蜕变为一个邪恶的化身,这不正是奥登在《1939年9月1日》里早已告诫道的,“What all schoolchildern learn, /Those to whom evil is done/ Do evil in return”(所有学童所学的内容,受到邪恶打击的人,定会以邪恶相报。)

几乎所有“不良少年”无所事事的青春都是在“泡妞”中度过。少年萌芽的肉体欲望需要得到满足,“一心迷恋舌尖儿/接触舌尖儿的快乐”充满了身体欲望的色彩,这是少年的“迷恋”。接着多多直截了当地运用“肉”、“颤抖的肉”这样的字眼。在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里,可谓是大逆不道,但这就是多多的反叛和勇敢之所在,他或许想用人本能中的裂缝唤醒读者。少年们好像找到了活下来的意义“脚趾互相勾住的那么一会儿/互相摸索的时间”。但是没有“玫瑰”庇护下的爱情如何能够真正成为活下去的意义呢?有的恐怕只是游戏的快乐,身体的短暂欢愉和灵魂的永恒焦虑。这是少年的悲哀。

之后,场景切换到了“家庭”,继续讲述少年变成男人之后的生活。在多多眼里,“家庭”和“学校”一样,是摧毁“我们”的同谋。当“我们”的“包皮也渐渐退化”、 “浑身生满粗硬的毛”,自我摧残和被外力摧残到青春的边缘时,“我们”被“捉”进了家庭。这个字有一种明显的强迫性质,“屋子”变成了桎梏,“妻子”变成了魔鬼,“我们缩回了要去跨越大地的脚”。“我们”的头发不再燃烧,彻底变成了委琐、懦弱甚至是有些猥亵的中年男子。“我们”是因太阳“受到惊吓的懦夫”,生理机能在衰退,心理变得脆弱而灰暗,面临着“中年危机”。而希望仅存于和性有关的一些器官上:“阴囊”、“腰子”,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怪叔叔”形象。“我们唯一忘记的就是人/我们终于戒掉了人/关心别人的坏习惯”, 我们忘记了他人,同时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大家同是人的事实,“我们”都是“非人”: 黑白不分、善恶不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不再,“人对人有过的祝福/已成为一桩古老的丑事”,留下的只有“皮革般的隔膜”。“世界上留下你和我/也只是一对普通的交易者/——我们已经很少议论太阳了/如果价钱合适/我们会把它/也一块卖掉!”,最后的信仰——爱情,也分崩离析了,“高尚”被“普通”替换,“爱情”变成了“交易”。“太阳”——伟大、光辉和永恒的象征,成了“我们”最后的商品。这就是“市场”,“鳄鱼市场”。在1982年的某一天,多多早就预言了我们这个可怕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危机。

多多笔下的“我们”有着“四五”一代成长经历的共同之处:少年时期被黑暗时代的政治文化笼罩,中年时期又再次面临“商品大鳄”的吞噬。这一代人的前半生在时代的大潮中颠仆挣扎,时常拥有大希望,并时常伴随大幻灭。在命运面前,他们被捉弄得措手不及,颓丧和愤怒因此而生。但与北岛以潜藏的“撒娇”姿态和明确的“长子”形象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控诉不同的是,多多的反抗更为决绝和彻底。他从不相信“照相机的谎言”,虽然从“黑暗中来”,却没有“在黑暗中化为乌有”。他有着更为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更为独立的人格,他“以一只被阉割的苍狼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创作旅程”,早年笃信存在主义哲学,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禀性气质让他成为了一个更为“凶狠和恶毒”的反抗者。《鳄鱼市场》别具一种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人书写性,在“四五”一代的成长经历或因过于根正苗红或因“撒娇”未消而走向类型化的时候,它更显得独一无二。它的独创性源于多多其人的特立独行和桀骜不驯。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鳄鱼市场》是个人经验的复苏,是个人记忆对集体记忆的反动,是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左右后语言的自由驰骋。多多的《鳄鱼市场》是个体者的独特言说,诗歌与自由、与生命相通。

跳出政治的背景和时代的框架,《鳄鱼市场》中的少年主题更有着跨时代、跨种族、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关于少年题材的文艺作品很多,比如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我坟上起舞》,电影《阳关灿烂的日子》、《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梦想家》等等。这些作品中都涉及了一个和《鳄鱼市场》一样的主题:“少年”与“外在世界”的对抗。“我们还想一步就跨到街上/对着岁月皮肤松弛的脸/迎面洒上一大把/新鲜的六月的樱桃:/别耷拉你们的耳朵啦/——人民”,多多笔下的少年激情澎湃地想要给灰色的生活注入新鲜的活力,心比天高地想要去唤醒“人民”,改变世界。“可随着第一只西瓜被切开”,少年们就被抛入了“市场”,残酷的社会在展开,面对现实原则和利益机制,少年们挣扎着反抗。这是少年“偏执狂”的天性使然,也是少年的幼稚、迷茫、冲动使然,“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世界”,为了这个“内在世界”,少年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反抗“外在世界”。而在这人生的第一场反抗里,结局往往是失败。面对无力改变的外在世界,《鳄鱼市场》中的少年变成了委琐怯弱的中年男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精神崩溃,《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中的小四杀害女友,入狱服刑。相比之下,《鳄鱼市场》中的少年似乎有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而这样的“美好”却是我们普遍的悲哀:庸常、无力、窒息。诗句中反复流露着对少年激情不在的无奈和哀伤,诗人不断追忆着逝去的美好青春和少年纯真:“而我们原是拾捡海蛎精美皮壳的少年人啊/我们原是梦想成为神奇乐师的人呵……噢,当眼睛大大的孩子注视我们的时候/我们,我们是多么多么地怀念/我们是多么多么地怀念/我们童年的那架大管风琴啊——”感伤的抒发之外,诗歌还体现了诗人对人生悲剧感深入骨髓的体认,对残酷社会的反抗以及对文明压抑的激愤。

追求语言的极致

《鳄鱼市场》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多多作为一个严肃诗人的坚定美学抱负:对语言的极致追求。

意象的迷津在诗歌中层出不穷,让人感觉独特而新奇,丰富而芜杂。《鳄鱼市场》中的意象不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的,而是随着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音乐,以意象群的形式呈现。诗人的感情、智性和物象在瞬间综合,并且继续流淌,一生二,二生三,最终构成一个庞杂的意象群体,达到一种整体象征的效果。如第一部分里描绘“市场”的诗句,“人们在用残酷的机器烤肉/在剥下象征纯洁的皮/人们的脸上满是油啊/从口中取出果丹皮/人们说:生活/从没有这样真实过!”短短六行就出现了“残酷的机器”、“象征纯洁的皮”、“油”、“果丹皮”四个意象,每个都不突出,但整体上却营造了我们对“市场”的印象:红红火火的忙碌、真真切切的粗鄙。群体形式的意象虽然削弱了单个意象的表现力,但非常符合诗歌的情绪之流,正是这些平稳而不失迷人细节的意象流动才使这首长达两百多行的诗读来不是一种折磨,而是一种享受。

多多所使用的都是异质的远距离隐喻和私人象征,达到陌生化效果。有些诗句将日常经验与想象结合,将抽象观念具象化,拯救失血的语言,重塑我们对事物的感觉,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如:而,我们应当有过的品格/早被剥制成干果/就和干辣椒、葱头一块儿/挂到门前的小钉上,“品格”这个抽象的事物被转化为“干果”,与“干辣椒”、“葱头”这些稀松平常的事物等同,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品格沦丧,这种奇妙的写法让我们对“干果”、“干辣椒”、“葱头”这些本无感情色彩的中性事物,产生了新的感觉,似乎觉得它们的平常就是最大的罪恶。多多认为“词语唯有避开一般才能获准进入诗歌”,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之物进入诗歌中便成了不一般之物,多多用逆向思维构筑诗歌的逻辑,改变了入诗词汇的传统,也在诗歌中通过词语重新唤起了我们对事物的新奇感觉。“看到世界的缺口——自由/从不相识的自由/小得就像曾祖父/亲手揩擦过的/那扇天窗:自由/从不相识的自由”,其中“自由”与“天窗”的契合,“还不知道善良/是一种最不经久的商品”,其中“善良”与“商品”的合拍,都是这种手法的体现。

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想象是本诗的另一个特点。多多用结合现代理性和非理性的词句打破我们想象的极限,揭开世界的荒诞面目,展现一种非常的真实。例如他对“耳朵”这个意象的处理,第一部分中“别耷拉你们的耳朵啦/——人民”以及第二部分里“刚刚能够听懂脏话/耳朵就从我们脸上/永远地萎缩了。还一块儿失掉了/会害臊的器官:人格/最初的人格”。 前者展现了耷拉的耳朵的奇谲形象,用“人民”这个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口号痕迹的词语,结合“耷拉”这个方言色彩浓重,生动形象的词,暗含对黑暗时代的讽刺。后者展现了耳朵从我们脸上萎缩和人格器官丧失的场景,运用“脏话”这一反语隐射当时黑白颠倒的疯狂时代,而人格的丧失是“我们”被毒害的结果。“我们”听不到脏话而丧失了最初的人格,这和布罗茨基“一个人意识的真实历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个谎”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多多反讽的智慧。又如“大口大口地——你们/吞咽橡皮或者脂肪/有着肿大的吓人的甲状腺/和再吞吃掉十万只蜗牛的饥饿感”,这里塑造了一个怪兽般的变形人形象,“大口大口地”、“肿大的吓人的”、“十万只蜗牛”这些饱含张力的短语塑造了“我们”的恶心、堕落和罪恶。超现实的想象往往能以其独特的力量穿越现实感的阻碍,抵达奇妙之境。

音乐性是本诗的又一亮点,节奏鲜明,音韵流转,让诗歌毫无冗长拖沓之感。首先,诗歌中词语和句子的重复,在强调重要内容的同时,增加了音乐性。如词语的重复,“原来,原来已经走进市场”,两个“原来”句首的直接连续重复,模拟了惊讶的口吻。“缩回了,我们缩回了/要去跨越大地的脚”,两个“缩回了” 句首的直接连续重复,在意义的回返和音节的回旋中,模拟了“我们”“缩回跨越大地的脚”的实际行动和迟疑的心理活动。“看到世界的缺口——自由/从不相识的自由/小得就像曾祖父/亲手揩擦过的/那扇天窗:自由/从不相识的自由”,“自由”句末的四次重复,强调了“自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表达了“我们”失去自由的痛心疾首和渴望自由的炙热焦灼。“还不知道善良/是一种最不经久的商品/我们并不想知道”,“还不知道”与“不想知道”的非简单非对位重复,造成音乐的变化。“而且,你们是多么想念/大嘴巴女人的歌唱呵:/再给我们一点羞耻吧!/再给我们一点无用的羞耻吧!”,最后一句重复倒数第二句,多加一个“无用的”,表达“我们”对羞耻不再的追悔莫及和无可奈何。关于大嘴巴女人歌唱羞耻的句子,也在诗中重复两次,是主题的重要暗示。其次,句子的突然断置造成意义的延迟和节奏的变化,形成长句与短句的交错,调节音节。这点在诗歌中比比皆是,如“我们终于戒掉了人/关心别人的坏习惯”,“就因为/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世界”。多多还喜欢运用副词和语气词来构成音乐。诗歌中有多处,如“而,我们应当有过的品格/早被剥制成干果”中的“而”,又如“噢,我们这些头发曾经燃烧的男人呵”中的“噢”和“呵”。 诗歌的标点符号也值得注意,一般的诗歌都是没有标点的,而本诗中的标点不少。感叹号是情感抒发的加剧,冒号、破折号、省略号是内容上的提示、补充或延续,也有着一定调节音节的作用。另外,诗歌的不规则排列不仅在视觉上造成不整齐和无序的感觉,与内容的丰富繁杂和情绪的反反复复、杂乱无章相合,也有助于构成音乐。《鳄鱼市场》的音乐并不是独立的、突兀的,而是随着内容的变化和情绪的流转而变化的。总体上,这是一种心理音乐,模拟情绪变化时语调口吻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到第三部分从前文充满反讽而略带哀伤的讲述语调变成了犀利而恶毒的咒骂口吻。从细部看来,词与词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音乐,这是属于诗人的独特歌声,能够心灵相通的读者才能体会。

用罪恶来救赎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多多的《鳄鱼市场》是有毒的,是邪恶的。在前两部分的诗句里,多多无所顾忌地写身体的堕落,赤裸裸地提到肮脏的性器官,语言的暴力倾向潜藏其中。

第三部分开始,多多的口气更为明晰地变成了咒骂,“直到有一天有人唤着我们的名字:白痴/噢,白痴/梳你们的胡子/拔你们鼻子眼儿里的毛/剪你们的脚指甲吧”。 第二人称“你们”有着审视和思考的距离,更有一种直指读者的力量,。多多犀利而恶毒,他诅咒肮脏丑陋恶心的男人:“你们这些/往皮夹克上打油/在女人枕上留下皮屑的男人呵”,他咒骂做作媚俗粗鄙的女人:往腋下擦除臭剂/把丝袜带勒进脂肪的女人呵/把你们香肠般的手指/再浸到油锅里炸一遍吧”。多多直指人们的无用,无法拯救灵魂,只能修剪身体。他狂怒地咆哮着:“可你们——有谁/敢再提到哪儿/去寻找一个出租勇气的地方”,“别忘了吐掉的/是你早年不驯的性格/是你浪子往日的倔强!”。接着人称从“你们”变成了“你”,焦距放大,目标变得更为具体,“哎,那时候——你们还敢/推开盛在小碟中的猫鱼/抹在面包上的愚蠢/和寄卖商店出售的大号寿衣/还敢从地上拾起针/追着讽刺假奶、发套/还敢从指甲中剔出你的诅咒:/中风吧——拐杖!/沉到杯底吧——假牙!/还敢用屁股/对准前面的世界/还敢把它称为:抗议!”。“小碟中的猫鱼”、“面包上的愚蠢”、“大号寿衣”、“假奶”、“发套”、“拐杖”、“假牙”,都是我们用“屁股”抗议的丑恶对象。如“屁股”之类的传统不入诗词汇的运用,把鄙俗和优雅的秩序打破,张扬着少年曾经翻天覆地、重整乾坤的雄心和激情。一系列源于日常生活、在诗中变得与众不同的意象,结合“推开”、“拾起”、“追着”、“对准”等动词,从一个技术系统构成一个动力系统,营造了超现实的、滑稽可笑而又不失讽喻锋芒的场景。之后,语调是狂怒之后的哀伤,“你们这些永远失去吸吮柠檬快乐的男人呵/你们这些屁股大大的男人呵/你们这些认为哭泣无用的男人呵/而且,你们是多么想念女人胸前美好的水果呵”,失去勇气、希望和美好的男人是最悲哀的,而且“羞耻”不再。“噢,当眼睛大大的孩子注视我们的时候/我们,我们是多么多么地怀念/我们是多么多么地怀念/我们童年的那架大管风琴啊——”,最后人称落到了“我们”,抒情主人公回归了,自白完成,“我们”有一种直面自身的勇气和责任的担当,“我们”意味着置身其中的、永远无法消解的悲哀和寞落。

从诗歌的最后一部分,可以明显感受到多多语言的“肮脏”、语气的“凶狠”和态度的“恶毒”。同时也可以看出多多情感的张力:尖锐与温情并存。多多带着恶魔的气质,凭借亵渎的胆量,创制来自地狱的诗歌。他的诗有着黑色的可怖,但这种黑色却是在闪光。就像宋海泉所说的“毛头用荒诞的诗句表达对他对错位现实的控诉与抗争,以实现对人性丧失的救赎。但是这种救赎,不是以受难而是以沦落,不是以虔诚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不是以忠贞而是以背叛,不是以荆冠或十字架而是以童贞的丧志为代价来实现的。”多多继承了西方诗人的受难精神,用“罪恶”的词语和“堕落”的诗句,救赎受难的灵魂,拯救这个被放逐的世界。

 

疯狂时代的成长喜剧——《铁托和我》影评

疯狂时代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54年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当时南斯拉夫的情况与我国建国初的非常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年正是铁托担任南斯拉夫总统的第二年。

对这一疯狂时代的记忆是影片的一股阴冷暗流,通过片头、片尾和片中穿插的黑白资料片段,可以一窥当时“铁幕”阴影下南斯拉夫的扭曲。由于南斯拉夫革命胜利,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下,革命英雄铁托成为伟大领袖,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疯狂滋长。铁托在公众场合出现参加活动,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热烈鼓掌。领袖领导下的运动会,人们传递火炬、参加运动会的热情空前高涨。对个人崇拜的宣传把属于铁托私人娱乐的打猎、郊游、摄影也变为政治作秀。铁托“亲切接见”少年儿童,对其进行“谆谆教导”(这让我联想到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可想而知,一种畸形的盲目崇拜之情是如何在少年儿童心里滋生的。

在电影讲述的故事中,也可以看见东欧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高压。被发配到海滩边劳动改造的艺术家是当时文化禁锢政策的生动体现。领队加拉和两个随队的秘密警察跟踪、监视的行为是当时政治氛围极度紧张的集中表现,透露了统治者一心维持集权统治、时时怀疑造反行为的微妙心理。(这与《窃听风暴》中提及的窃听工作非常相似。)为“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所“尽心尽力”工作的加拉因“督导不力”而被逼自杀,这也是对恐怖的政治压力的揭示。

成长

除却政治因素,从较为单纯的角度来说,《铁托和我》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只是,这个孩子的成长正逢一个特殊时代。

这个孩子叫佐拉,十岁,胖嘟嘟的,非常爱吃,会把墙泥当做零食,上课爱走神,成绩也不好,有着一大堆可笑却可爱的家人,喜欢着身材高挑、成绩优秀并“积极要求进步”的高年级女生佳斯娜。

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在学校老师的“教育”下,在妈妈对和铁托见面、受赠鹿头的夸夸其谈中,小小年纪的佐拉为心里的“英雄梦”找到了再合适不过的对象——伟大领袖铁托同志。对偶像铁托的崇拜在少年热情的催生下迅速滋长着,佐拉偷偷溜进电影院观看关于铁托的纪录片,并模仿伟大领袖说话时的手势。他把报纸上关于铁托的新闻、图片剪下来,收集在本子上。甚至有一次佐拉为了见到铁托本人半夜出走,在鱼龙混杂的漆黑街头寻找偶像。在爸爸对其内心世界进行探测的试验中,佐拉在铁门上写下了“铁托”的大名,证明了他对于偶像畸形崇拜的程度之深。也正是佐拉对偶像的满腔热情促使他在“你爱铁托吗?为什么”的作文比赛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要是有谁问我最爱谁,我要说我爱铁托胜过爱我的爸爸妈妈”,并因此得了奖,还获得了去铁托故乡远征的光荣机会。

可跟着加拉同志去铁托故乡的一路也是佐拉的内心渐渐离开偶像的一路。对于佐拉来说,偶像石像的裂缝有三。第一点最简单,来自于他身体的选择。佐拉是个特爱吃的小胖墩,而在火车到站、队员们集合在车站大厅的时候,加拉同志却一把把佐拉刚刚剥好的鸡蛋煽在地上,剥夺了佐拉体会吃的快乐的权利。远征之路上,佐拉受了伤,他因为身体的劳累而影响了心理的热情和欢乐。这样的远征似乎没有意义,对铁托的崇拜敌不过身体的疲惫,佐拉在升起的红旗下,在同伴们的歌声中,眼含泪水,流露出忧伤和失望。

第二点是佐拉与偶像时代教育的代言人加拉同志的决裂。加拉从始至终都不喜欢佐拉,而且还越来越讨厌他,因为佐拉是那么多个孩子中最不会遵命和服从的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儿童的“异端”。在准备去铁托故乡的动员会上,佐拉不认真听讲,与佳斯娜窃窃私语。在车站大厅的集合会上,佐拉竟妄想吃鸡蛋。为了体会革命艰辛,加拉要队员们不走大路,走山间小道,而佐拉却背道而驰,提前到达了目的地。佐拉半夜在营地出逃给加拉添了不少麻烦。佐拉在加拉闹鬼不成,被管理员发现之后,公然指出加拉的错误,加拉因此记恨佐拉,视其为“叛徒”,并离间他和别的小朋友。在最后的“审判大会”上,加拉严厉批评了佐拉信里流露出的“自由主义”和“逃跑主义”倾向。一路上,佐拉也看清了加拉的卑鄙和虚伪。在最后的审判会上,佐拉坚毅地对加拉说“这枚戒指是我的”。鉴于佐拉“错误的严重性质”,佐拉要被提前送回贝尔格莱德。在车站上,佐拉把加拉给他的三明治丢进了垃圾桶,并坚决不肯拾起来。佐拉和加拉针锋相对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与加拉决裂的彻底,他对当时偶像时代所奉行的人民伦理的背叛。

第三点是佐拉对佳斯娜的“死心”。佐拉一直喜欢佳斯娜,但佳斯娜因为他太矮了,对他忽冷忽热。但佐拉还是痴心不改,为佳斯娜背书包,送她回孤儿院成了他每天的功课。在一次佳斯娜莫名其妙地吻了佐拉之后,佐拉把祖母的戒指偷出来送给佳斯娜,更坚定了对她的真心。可在去铁托家乡的一路上,佳斯娜与绰号“袋鼠”的高个男生打情骂俏、暧昧不清,让佐拉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在最后的“审判会”上,在加拉的压力之下,佳斯娜交出了佐拉送给她的戒指,意在表明“划清界限”。在加拉要把佐拉遣送回家的车站上,在佐拉和加拉彻底决裂之后,就连平时一直是加拉唯命是从的跟班的“袋鼠”都站到佐拉一边的时候,佳斯娜却纹丝不动地站在了加拉的身后。这样的结局不正应验了佐拉之前的梦吗?佳斯娜身穿华丽的衣裳,浓妆艳抹地站在了铁托身旁,成为了铁托的情人。佳斯娜的心是向着以铁托为偶像的伦理价值的,他和她道不同不相为谋。佐拉最后也似乎明白了佳斯娜是不值得“爱”的,他在远征结束的典礼上,提到了“暂时不提她名字”的女孩。

以上的三点分析似乎有点太像一个自由主义的英雄反抗极权主义的故事了。但不能忘记的是,这只是一个成长故事,主人公只是一个小孩,他所做的所有决定大多没有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他的“独立”仅凭着他一个真实的身体和一颗纯真的心,过多的理性思考或许是我们成人的牵强附会。在疯狂时代的阴影下,佐拉从对铁托盲目的个人崇拜中走了出来,看清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渴求,懂得了友情、亲情和爱。在最后的演讲里,他成了《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诚实的小孩,在满是欺骗和谎言的时代说了久违的真话,“我爱我的爸爸妈妈胜过一切”。这是个人的絮语在集体话语时代的胜利,是个人伦理对人民伦理的颠覆。

影片在这样的场景中结束:在铁托的生日会上,佐拉是这么多的小朋友中唯一个没有戴红领巾的,当所有的小孩都奔向铁托的时候,佐拉却转过了身,走进放满蛋糕的宴会厅,欢快地独自享用起来。

这是偶像的破碎,自我的回归,人性的回归。

喜剧

无可厚非的,《铁托和我》是一部出色的喜剧片。

片中的喜剧因素可谓比比皆是。除却主人公佐拉胖胖矮矮的憨厚形象,喜欢吃墙泥的癖好,喜欢上一个比自己个高出那么多的女孩等,还有佐拉有趣的一家。一家之主、一直负担家里生活费的奶奶,因为好吃懒做被奶奶赶出家门独自居住、只有吃饭时回来而又有着固执自尊心的爷爷,头发黑黑卷卷、胡子好像永远剃不干净的音乐家爸爸,金发碧眼、身材玲珑、爱吹嘘自己与铁托见过面的芭蕾舞演员妈妈,一直爱和爸爸妈妈找茬的叔叔婶婶,老和佐拉闹别扭、打闹、用时髦新词“堕落者”形容佐拉的表妹。这一家子挤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上演着“一地鸡毛”般琐碎的小事,却让人不时捧腹大笑,体会到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市井乐趣。但这并不是导演安排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还是深深爱着佐拉的一家人,也是佐拉深深爱着的一家人。他们家的政治立场也奇特得很,对铁托的崇拜并没有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甚至都没有崇拜(大概国情不同吧)。佐拉的爸爸还是个具有智慧的远见卓识之人,用实验探测佐拉的内心,试图矫正佐拉对铁托的畸形崇拜,试图解决佐拉年少懵懂的爱恋烦恼。这样的家庭环境和佐拉最终从个人崇拜中走出来,懂得爱是不无关系的吧。

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很有喜剧感觉。片中的“反面人物”加拉有着生气时会飞起的小胡子。一直没搞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扮鬼吓小孩,因此还弄得自己一身麻烦,姑且就当他充满童趣吧,也算喜剧因素。还有佐拉的语文老师,说起铁托童年故事的音调特别悠扬,还喜欢把衣服披在身上,一反教师的端庄形象,有一种滑稽的严肃。还有那两个在铁托故乡之行一直尾随的秘密警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这样的组合效果有着恰如其分的喜剧感觉。

本片的音乐也非常欢快轻松,在黑白资料片段的部分尤其加强了这种音乐效果,让原本严肃的历史具有了诙谐的活力。选择这样的配乐,选择用喜剧来讲这样一个内涵沉重的故事,本身就体现了导演的一种态度和胸怀。据说这是导演的自传体影片,可见导演对于他自己人生的反思,对于过往黑暗历史的嘲讽态度。似乎有过类似经历,走过那样时代的人,回首历史总会深感当初的可笑,难怪会用喜剧来表达这样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笑里不全是轻蔑,对历史是冷嘲,而其他的部分又充满了温情。在片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暖,不管历史如何无情,生活的宝树总是长青,爱的火焰永不熄灭。

以个人的故事讲时代的历史,用喜剧的方式承载严肃的主题,这种大与小的对立融合,沉重与轻盈的分离交汇,是多么生动而奇妙啊。

杜拉斯的《情人》或关于戴男帽的女人

“在那天,这样一个小姑娘,在穿着上显得很不寻常,十分奇特,倒不在这一双鞋上。那天这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

杜拉斯的《情人》里,关于那个十五岁的法国小姑娘,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他,而是她所戴的男式礼帽。

“在那个时期,在殖民地,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本地女人也不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为了好玩,我拿它戴上试了一试,就这样,我还在商人那面镜子里照了一照,我发现,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是退去不见了。正好相反,它变成这样一个女人有佛人意的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就这样,突然之间,人家就是愿意要它。突然之间,我看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就像是看到了另一个女人,外表上能被所有的人接受,随便什么眼光都能看得进去,在城里大马路上兜风,任凭什么欲念也能适应。”

女人穿戴男人的衣饰这本来就是一件有趣的事。通过一件衣饰,女人身上的男性因素得以被挖掘和显现,产生一种两性特点间矛盾而和谐的张力,形成一种独特的趣味。在苏珊桑塔格的笔下这是“坎普”的特点之一。她这样表述道:一个人的性吸引力的最精致的形式(以及性快感的最精致的形式)在于与他的性别相反的东西。在杜拉斯枯冷低沉、暗流涌动的笔触下,站在堤岸的十五岁半法国女孩,皮肤白皙,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身着纱裙,脚蹬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却戴“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这将她形体上的缺陷、纤弱柔细和过分的女性资质与男性的坚硬、刚毅完美平衡,称上小说氤氲着的淡淡哀伤和迷离恍惚,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

这顶男式礼帽也是一种“个性的选择”,是小姑娘要求标新立异、有别于其他人的标志。戴上这顶男式礼帽,她从外表上变得与众不同,在心理上,也开始寻找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人格因素。这顶男式礼帽是小姑娘寻找自我、发现自己个性的象征。

她开始思考女人之美,认为“不在衣装服饰,不在美容修饰”,而在“欲念”。在批评了那些为男人而活的女人之后,她说:就是因为没有把欲念激发起来。欲念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只要那么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要么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在experiment之前,我就知道。女人是灵肉统一体,了解了自己身体的欲望,就为找到自己独立的灵魂开启了一扇门。

戴在小姑娘身上的男式礼帽,就是这种欲念的化身。它充满着对性的渴望,对掠夺男人性主动权的要求,对独立、自由的追求,也解释了她在与情人的交合中为何如此迫不及待、欲求无穷。

就像她说的那样,“欲念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她的欲念就在她的情人身上。与情人的交合之前,她只是知道自己的欲念存在,但并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在与他交欢之后,她的欲念才被真正激发,通过他,她的灵魂从肉体中生长起来。

她和情人的爱情是值得怀疑的,但却是无法否定的。

种族优劣让他们的关系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变得备受争议。一个十五岁半的女孩作为故事的主角,又牵扯到肉体的关系,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廉耻丧尽。贫富悬殊让他们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纯粹。灵与肉的纠葛让他们的爱不像完美理想中柏拉图式的爱情,而更多的是关于欲念的一切。但是爱与死的凄美感觉又让他们的性显得一点都不丑恶,而充满了美和幻想。

情人爱她爱得痴狂,但是这种痴狂也随时间消逝,“他对她的欲念、对一个白人少女的爱欲也能潜入另一个女人。”她似乎比较冷漠,虽然留恋他无可言喻的柔情,但也“一时之间无法断定他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从未见过的爱情去爱他。”所有的爱恋和欲望都已成了历史,情人从一个人变成一个物,再变成一个词,沉淀在她生命的长河中,诉说着她是如何变老。

时间和记忆是杜拉斯完美的笔调。在关于二战期间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历史背景下,她只谈与十五岁半法国小女孩有关的个人事件。不仅是关于情人的(从篇幅上来说,关于情人的故事只占很小的部分),还是关于家人的(对母亲的爱恨交加,对大哥哥的仇恨,对小哥哥近乎乱伦的爱),更是关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的(不胜枚举)。

杜拉斯回忆过去的事,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有些相似,没有情节,没有逻辑(或许说是遵循心理电影放映的情节和依照心理机制的筛选逻辑),但笔端饱蘸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杜拉斯比较冷漠,神经质。但她克制的情感弥漫在语言的情绪里,叙述人称在“我”与“她”之间跳跃,叙述充满着不确定,“意指震颤波动”,有时像言情小说的感伤氛围,有时又像是一个小孩在讲述似的语法简单、口吻天真,有时又像是听一个画外音的、历经沧桑的老女人讲述一个有原型意义的神秘寓言或神话。但又好像都不是那种感觉,我无法形容了,明昧不定。

《情人》是无法概括的简单故事,作为一部小说,它是无法用画面语言完全替代的,它无法穷尽。它没有顺序,任凭翻到哪一页,都可以继续读下去。

再来谈谈戴男帽的女人吧。

在西方的小说里,还有另一个戴男帽的女人,她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比娜,她戴的是一顶黑色圆顶礼帽。

小说中多次写到萨比娜的圆礼帽和她戴着它的情景:

她打开门,站在他的面前,修长的漂亮大腿,裸露着,除了短裤和胸罩,头上戴着一顶圆礼帽,她久久地凝望着托马斯,一动不动,一句话也没有。托马斯也呆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言语。随后,他发现自己是太激动了。他伸手摘下他头上的圆礼帽,放在床头柜上。两人开始做爱,还是没说一句话。 

沙发旁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有一个人头形状的东西,理发师常用它来展示假发。萨比娜的假人头上没有安假发,却放着一顶圆礼帽。萨比娜微微一笑:“这顶礼帽是祖父传给我的。”

地上,镜子的下边,有个假头,上面戴着一顶圆礼帽。她弯下腰,拿起帽子,将它安在自己头上。镜中的影像马上变了:出现了一个只着内衣的女人,美丽而又冷漠,难以接近,头上戴的那顶礼帽显得很不协调,她手牵着一位穿灰色西服、打着领带的男子。

……

萨比娜戴着圆礼帽迎接托马斯,然后和他做爱;萨比娜戴着圆礼帽给特蕾莎做照片的模特;萨比娜戴着圆礼帽,手牵着穿西装、打领带的弗兰茨,站在镜子前……这顶黑色圆顶礼帽带来一种现代而怪诞的感觉,无疑它也有着性的意味。

看看米兰 昆德拉是怎么分析萨比娜的这顶圆礼帽的吧:

首先,它是上世纪在波希米亚的某个小镇当过镇长的一位已经被遗忘的祖辈留传下来的印记。

其次,它是萨比娜父亲的纪念物。……

其三,这是她与托马斯性爱游戏中的小道具。……

其四,这也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

其五,在异国,这顶圆礼帽成了感情寄托。……

和《情人》中的十五岁半的法国小姑娘一样,男式礼帽同样也是萨比娜个性的标志。戴黑色圆顶礼帽的她,独立、自信,作为一个艺术家,她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永远反叛、敌视媚俗、自由不羁、不断迁徙、永不停息,她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除此之外,这顶男黑色圆顶礼帽还承载着更多,它连接起萨比娜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与她的祖辈的血脉关系,与两个男人的爱情,与特蕾莎分享一个男人的肉体、却有着友谊的微妙关系。也是这顶黑色圆顶礼帽区分了两个男人对她的不同意义。托马斯喜欢萨比娜戴着黑色圆顶礼帽的样子,理解礼帽之后流淌的语义之河,他们是知己,萨比娜会时常回忆起这段感情。而弗兰茨不喜欢这顶礼帽,弄不明白镜中那个穿着内衣、戴着圆顶礼帽的特别女人所开的古怪玩笑,他们之间有许多不解之词,萨比娜也讨厌弗兰茨的媚俗,所以离开了他。

最后,还是让原著来解释这顶礼帽和萨比娜的关系吧:

这圆礼帽成了萨比娜生命乐章中的动机。这一动机不断重复出现,每一次获得一个不同含义。所有的含义经由圆顶礼帽出现,犹如河水流经河床。可以说,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道河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圆顶礼帽是一道河床,而在萨比娜眼中,每次流过的是另一条,另一条语义之河:同一个事物每次激发出不同的含义,但这含义中回响着(像回声,像一连串回声)之前曾有的所有含义。每一次新的经历都会与之应和得更为和谐,使之更为丰富

在其他一些电影和MV里,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戴男帽的女人,经常出现的正是这种男式礼帽。比如《午夜巴塞罗那》中的Maria Elena,穿着白色长裙,戴着黑色礼帽,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的小道上。比如《进行式》MV中的萧亚轩,戴着浅色礼帽,穿着无袖T恤,低吟浅唱。又比如《Love Love Love》MV中的蔡依林头戴深色礼帽,搭配西装和短裙套装,摆弄卓别林式的拐杖,舞出一种特别的味道。

如今,戴男帽的女人随处可见,男帽或成为中性化女生的最爱,或变为长发美女的独特点缀。女人戴男帽已成为一种时尚。最近,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戴着男式礼帽,身着小西装或T恤的潮女。不知戴男帽女人的意味是否有所变化,男帽和女人的故事又会如何继续呢?